重新认识神经症

2007-12-30 10:12:45 点击: 来源：深圳五洲医院咨询专家

重新认识神经症(1) 人越是正常、健全和幸福，人就越会……成功地……压抑、失落、拒斥、文饰、自欺和欺人，往后，人会遭受神经症的折磨，这种神经症……来自痛苦的真理……从...

重新认识神经症(1)

　　人越是正常、健全和幸福，人就越会……成功地……压抑、失落、拒斥、文饰、自欺和欺人，往后，人会遭受神经症的折磨，这种神经症……来自痛苦的真理……从精神上说，例如，当精神分析想要对人施以拯救，但却不能看穿感觉世界的欺骗和现实的虚假时，神经症就开始了。人遭受痛苦的折磨，这痛苦并非来自各种各样的对生活必要而有益的病理学机制，而是来自对这些机制的拒绝。正是这种拒绝夺去了他的幻觉，而这幻觉对于他的生活是重要的……〔他〕比其他人在心理上更接近实际的真理，这正是他遭受痛苦的原因。　　——奥托·兰克
　　
　　兰克的全部工作都涉及到神经症问题，这里一行或一节，那里一页或两页；然而，他对神经症给出的许多定义却彼此不同甚至自相矛盾。有时他让神经症显得是正常或普遍的现象，有时又认为它是不健全的或个人性质的东西；有时他用神经症指生活中的小问题，有时又用以概括实际的精神病。兰克思想的这种变化不定并非其思想本身的混乱，而是由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事实：神经症概括了人生的一切问题。不过，兰克把概念秩序引入了自己关于精神病的洞见，这就极大地推进了他自己的工作。如果一位思想家扔掉了过多的非系统的和含义丰富的洞见，他的思想就不可把握了，他试图说明的事情似乎最终难以理解。的确，弗洛伊德总能在大范围内把他的深刻感觉整理得简单而有系统，总能把最复杂的理论还原为几条基本原理。这种能力使他赢得了杰出的地位。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兰克；但是困难在于，在兰克广阔的工作领域之内，你只有引进自己的秩序，才能得到结果。尽管兰克知道，这一要求对于读者和他自己都不公正，可他找不到人来重写他的著作，因而，我们自己也只好竭力避开兰克洞见中的混乱，以便进入问题的核心。

　　作为一个转折点，让我们首先对神经症所包括的内容加以概括并进行逐一的讨论，以表明它们的一致性。神经症有三个独立的方面。首先，它与这样一些人有关，这些人的生活面临着怎样对待生存之真理的困难。在这种意义上，神经症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着由生活之真理引起的困难，并且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其次，神经症是个人性质的，因为每个人都会形成对生活的独特的反应类型。最后，超越这两方面之上的，或许就要算兰克工作的特殊贡献了。兰克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神经症是历史性的。这是因为，所有包容着神经症的传统观念体系都衰败了，而现代意识形态还太薄弱，因而不能容纳它。于是现代人产生了：他们越来越陷于分析家们的结论而不能自拔，虔诚地赶往心理大师的治疗中心，加入治疗小组，使精神病院的床位不断增加。下面让我们分别对这三方面作出更为详尽的考察。

重新认识神经症(2)

　　神经症类型

　　首先是人的性格问题。当我们说神经症表达了生活的真理，我们就是再次强调：对于一种不受本能制约的动物，生活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难题。个体必须面对世界保护自己，但他最多也只能像其他动物一样，把世界狭隘化，关闭经验，发展对于世界之恐怖以及自身之焦虑的忘却状态，否则他就不敢大胆自由地行动。我们不能过多地重复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伟大教导：压抑是正常的自我保护和创造性的自我抑制－－在一种现实的意义上，是人之本能的天然替代物。对于这种天然的人类能力，兰克有一个完美的、关键的术语，那就是他所谓的"部分化"(Partialization)。兰克极为正确地看到，没有这种“部分化”，生活本不可能。所谓善于适应的人，刚好具有这种能力，善于把世界部分化为舒适的行动。我曾使用过物恋化(fetishizition) 这一术语，它表达了完全相同的思想：“正常”人从生活撕下他所能咀嚼和消化的东西，仅此而已。换句话说，人并非生而为神，并不能生来拥有整个世界，人生而如其他的被造物，目光短浅，力量单薄，只能摄取世界的片断。神可以拥有完全的创造性，因为神自己就能赋予世界以意义，了解其一切。然而对于人来说，当他们从地上抬起鼻子，开始接触生与死这样的难题，以及一朵玫瑰或一个星座的意义时，立即就陷入了烦恼。大多数人都把思想局限在生活中的小问题上，社会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引起他们的烦恼，于是他们就以这些烦恼消磨自己。这也就是克尔恺郭尔所谓的“急功近利者”和“实到主义者”。他们“用琐碎之物来平息自己”－－这样他们就能过正常的生活。我们立即就能看到，在我们关于精神健全和“正常”行为的所有思想中，展开了极为宽阔的地平线。为了正常地行动，人不得不从世界和他自己的严重局限中发轫并争取进展。我们可以说，精神正常的本质，是对现实的拒绝。一些人的谎言比另一些人的诺言遇到更多的麻烦，正是这一点引出了我们关于神经症的讨论。对于前列种人来说，世界过于大而不当；为了与世界保持距离，为了分割并把握世界，他们发展了某些技巧，这些技巧现在反过来又使他们窒息。简单地说，神经症就是关于现实的过多谎言的流产。

　　但是我们立即也能明白：精神正常与神经症之间并不存在着分界－－我们都在说谎，都以某些方式为谎言所束缚。因而，神经症为我们大家分而有之，普遍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正常就是神经症，反之亦然。当一个人的谎言开始对自己或旁人显示出破坏性的效果，他开始（或别人为他）寻求治疗时，我们就把他称为神经病。反之，我们之所以把对现实的拒绝称为“正常”，是因为它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难题。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如果一个独居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起身审视门是否真的关了，或者有人每次洗手、擦手都恰好是三遍，或一次大便用半卷手纸－－那么其中的确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学问题；毋宁说，这些人正在自身被造性的现实面前，以相对无害和不会引起麻烦的方式去获取他们的安全。

重新认识神经症(3)

　　然而，一旦我们看到关于现实的谎言怎样开始流产，整个事情就变复杂了。我们因而不得不运用“神经症”的标签。实际上，从人的任何经验范围，我们总能看到关于现实之谎言的流产。一般而言，我们把神经症看作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已开始产生过分的限制，阻碍当事人也许希望和需要的自由取向之动量、新的选择、以及成长，等等。如果一个人试图仅仅通过爱情关系而得救，然而又在这一过于狭隘的落点上遭到失败，他就成为神经症患者。他可能变得完全被动，依赖他人，害怕独自行动，害怕没有情侣的生活，无论情侣实际上对他意味着什么。对象成为了他的“一切”，他的整个世界；而他自己则降低到这样的地步：仅仅是另一个人的简单反映。这种人常常寻求临床帮助。他感到被困在自己狭隘的地平线上，需要自己特定的“彼岸”，然而又害怕经历这一彼岸。用前面的术语说，他的“安全的”英雄诗并不起作用。它使他窒息，用愚蠢的认识毒害他，这种认识是如此安全，以至完全没有任何英雄的味道。在自己可能的发展上欺骗自己，那是另一种罪过。这是一个人所能经验到的最有毒害的日常生活内心啃啮之一。记住，罪过感是一种束缚。当人被自己不能理解的方式损害和阻碍时，当他被世界封闭在自身能量之中时，他就会经验到罪过感的束缚。但是，人的不幸在于，他可以用两种方式经验这种罪过感：正常状态下，他可以把这种罪过感经验为外来的挫折，然而，他也有可能通过中断与自身潜在性发展的关系，把这种罪过感经验为来自内部的挫折。就后者而言，罪过感产生于未被运用的生命，产生于“我们内部未展开的生命”。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有关现实之谎言的其他类似的流产，就是被我们称为执迷、强迫症以及各种恐怖症的东西。这里我们看到了过分物恋或过分部分化的结果，看到了为了行动而使环境过分狭隘化的结果，这结果就是，当事人自己陷入了这种狭隘性之中。仪式化地每次洗手三遍还无所谓，把手洗得出血或成天都呆在浴室里，那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纯粹的文化中，对所有人来说，压抑中至关重要的事情总是对生和死的恐惧。面对被造物生存中真正的恐怖时，安全就成为人的真正的难题。人感到自己脆弱不堪－－这就是真理！只不过有些人反应得太充分，太不灵活。他害怕上街，害怕坐电梯，害怕进入任何交通工具。在这种**的情况中，就好像当事者自己认为：“只要我真的作了什么事情……我就会死。”

　　可以看出，这种症状是一种生之企图，是想不受约束地行动的企图，是要使世界保持安全的企图。在这种症状中包含着生和死的恐惧。你之所以感到自己脆弱不堪，是因为你感到不幸和自卑，不能强大得足以面对宇宙的恐怖。你把对强大的需要表现在这种症状中，每次洗手三遍，或者逃避婚姻中的性生活。可以说，症状本身就是英雄主义的集中表现。无疑，人不能放弃这种症状，因为那会放出全部恐怖的洪水－－这是人力图反抗和战胜的事情。当你把所有的蛋都放进了篮子，你就必须为了亲爱的生活而攥紧篮子。这就好像一个人想要获取整个世界，却用单一的对象和单一的恐惧加以保险。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与移情中的创造动机具有同样的机制。在那种情况中，人把创造的所有恐怖和威严用移情对象加以保险。当兰克说，神经症代表了陷于迷失和混乱的创造力量，他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当事人并不真正知道困难何在，但却碰巧找到了一条出路来**自己穿越难题。我们也应该注意，弗洛伊德自己使用了“移情神经症”这个复合名词，用来描述歇斯底里症和强迫性神经症。可以认为，兰克和现代精神病学仅仅是简化和贯彻了这一基本洞见，只不过我们今天不仅仅把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机制，也把生和死的恐惧作为阐释的基础。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最近对整个事情作出了如下的漂亮的总结：事情必然很清楚，患者所抱怨的绝望和痛苦并非是这种综合症的结果，而宁可认为是它们的原因。事实上，正是这些症状使患者免于人之生存中心那诸般深刻矛盾的折磨。特殊的恐惧或执迷正是这样一些手段，人用它们……减轻生活的重荷……以便……多少消除一点自己的无价值感……因而，神经症症状的作用是缩减和限制－－魔法般
地转化世界，以便摆脱对死亡、对罪过感以及无意义性的关注。被综合症弄得思虑重重的神经症患者不由自主地相信，他的根本任务是与自己特殊的执迷和恐怖症作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神经症使他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把生命的全部意义转化为从自我创造的世界放射出去的简化了的意义。

重新认识神经症(4)

　　在关于神经症之偏狭化的问题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患者本来是要寻求对死亡的逃避；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却使自己失掉了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大的行动范围，以至他实际上是在孤立和抹煞自己，在走向死亡。现存的被造物无法逃避生与死，如果他过分热衷于此，他就会毁灭自己－－这或许是一种公正的赏罚。然而，我们仍然没有穷尽我们可以称为神经症的行为领域。从问题的另一面出发，还有另一条研究神经症的道路。存在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具有物恋和偏狭化的难题，他有着生动的想象，涉及到过多的经验，涉及到世界中过大的部分－－这也必须被称为神经症。在上一章谈到创造性人格时，我们引入了这种类型。我们看到，这些人感觉到自己的孤立和个体性。他们出类拔萃，不象一般人那么深地陷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之中，没有那么深地受到社会程序的影响，不轻易作出无意识的文化行动。困难的部分化经验意味着困难的生活。面对着作为一整套难题的世界，以及由这难题引出的全部生存地狱，无力物恋使人显得脆弱不堪。我们说过，把世界部分化即是撕下一只动物力所能及的一份。不具有这种才能，意味着撕下的东西总是超过自己的能力。兰克说：神经症类型的人……把周围现实当作他自我的一部分，这解释了他与周围现实的痛苦关系。因为所有的外部过程，无论其自身是多么缺乏意义，最终都与他相关……他在一种巫术般的统一体中与周围的生活整体相连，其程度远远超过调节型的人，后者能满足于作为整体之一部分的角色。神经症类型的人则潜在地把整个现实都引入了自身。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神经症问题是怎样可以与孪生的两大存有动机相联系：一方面，人与周围的世界相融合，并过多地成为其中的
一部分，因而丧失了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人把自己与周围世界相隔离，以便向世界提出他自己完全的要求，并因而失去了按世界本身的要求生活和行动的能力。正如兰克所说，一些个体不能分离，另一些则不能联合。理想的过程是，就像那些具有较好调节能力的人一样，在这两种动机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把两种动机都处理得很好。神经症患者正好代表了“这两个**之一”，他感到剩下的那个**是一种负担。

　　人格学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平衡他们的存有欲望呢？为什么他们要走**呢？答案显然必须追溯到个体的生活历史。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投入来自程度较深的生死焦虑的经验。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不让自己自由地进入适宜的文化角色。他们不愿意在他人的游戏中没头没脑地失落自己。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大有问题，他们没有能力去发展必要人际关系的技巧。以自动的安宁从事社会游戏，意味着无忧无虑地与他人一道从事游戏。如果你不卷入被他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营养的那些事情，你自己的生活就成了一个**的困难。极而言之，这为我们刻画出最典型的精神分裂的人格类型。就经典的意义而言，这种状态被称为“自恋性神经症”或精神紊乱。精神病人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不能把世界拒之于门外，他的压抑全部集中在表面，他的防御机制不再产生作用，因而，他从世界向自身及其幻想内部退缩。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自恋）。把世界一口吞下而不仅仅是咬下几口继而按部就班地加以咀嚼消化，这看上去或许最勇敢。但是兰克指出，即便这也全然是一种避免卷入的防御机制：……这种明显的自我中心化，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针对现实危险的防御机制……〔神经症患者〕总是企图不付代价就……完成他的自我。

重新认识神经症(5)

　　在活着，意味着至少要部分地卷入经验本身。不存在令人满意的或有把握的**，人也不可能不投入行动。结局不可知，人最终绝不可能知道他的行动有多么愚蠢，然而神经症类型的人都希望得到这些**。他不愿意让他的自我形象遭受风险。这被兰克恰当地称为“一厢情愿的过分的自我评价”，神经症患者试图借此欺骗自然。他试图躲过自然要他支付的代价：衰老、天灾人祸、死亡等等。他以对经验的想象取代对生活经验的实际参与。他不是用行动去整理经验，而是在头脑中玩弄经验。可以看出，神经症对于符号动物是一种最典型的危险－－符号动物的躯体正是他自己的难题。他不是在生物的意义上而是在符号的意义上生活。他并非生活于自然所提供的部分化方式之中，而是生活于因符号而成为可能的整体性方式之中。人用巫术般的无所不包的自我世界，替代现实的片断的经验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再一次指出，每个人都是神经症患者，因为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从生活向自身退缩，用自己的符号世界观来整理安排事物：文化伦理的目的正是如此。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艺术家是最**的神经病，因为他把世界作为整体，并且从中搞出根本上是符号性的问题。如果神经症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一个人的特征并且几乎是艺术家的根本特征，那么作为临床问题的神经症，其范围又如何确定呢？我们看到，一种损伤性的症状或一种过分局限的生活方式可以导致神经症。人试图通过对自己经验的限制来欺骗自然，然而他仍以某种程度的敬畏保持着对于生之恐怖的敏感。此外，如果他想要在头脑中或自己狭隘的英雄诗中取得对于生与死的胜利，那么他必须首先付出代价。这一代价就是神经症症状，或者，他会因一种未被展开的生活而陷入罪过感和无用感。由此自然产生了确定临床神经症的范围的第二条路线。艺术家，他们有着生动的想象力，有着对于**最广阔经验的开放性，并且与令其他人都感到满意的文化世界完全隔离。然而，这些艺术家在最容易使人患神经症的情况中常常也能幸免，这使兰克不禁问道：这是为什么？答案在于：艺术家攫取了世界，然而却并未局限在其中，而是以自己的人格对世界进行了重新处理，并在艺术作品中进行了再创造。神经症患者则正好相反，他们是无力创造的人－－兰克非常恰当地把他们称为“不成功的艺术家”。可以说，艺术家和神经症患者都从生活撕走了超过他们能力的一份，但艺术家却把它反刍出来，并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重新进行了充分咀嚼，作为一种外部的、积极的、可行的投射。神经症患者不可能具有这种体现在特殊劳动中的创造性反应，因而窒息于自身的内向性。艺术家也有同样程度的内向性，然而他却利用了这些内向性。兰克在他令人鼓舞的抽象概括中，对上述差异作了如下描述：……正是纯精神冲突之观念化这一事实，造成了生产型和非生产型人格，以及艺术家和神经症患者的区别；因为神经症患者的创造力量，跟大多数原始艺术家一样，总是束缚在他自己的自我之上的，并且把自己消耗在其中。相反地，生产型人格类型的人则把这一主观性的创造过程成功地变为一个客观性的过程。这意味着，通过上述主观过程的观念化，他把它从自己的自我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神经症患者自己折磨自己，这不仅体现在疑病恐惧以及各种各样的狂想等自我偏见这中，也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被他作为依赖对象的人都成了他的精神疗法投射，他在这些人身上宣泄自己的主观困难。然而，人们并非会随意为人左右，他们有自己的需要和各种逆反意志。作为不成功艺术家的神经症患者的所遭到的挫折，只有通过他自己客观性的创造性工作才能得到和谐。对此也可以作另一种方式的理解，我们可以说，人越是整个地把世界作为难题引入自身，人在自身内部就越是感到自卑和“糟糕”。如果他为了解决这一“糟糕”而致力于自身的完善，那么神经症症状就会变成他的“创造性”工作，他也可以努力通过情侣使自己完善。但是，对我们来说，努力完善自己的**道路，显然只存在于这样一种客观的工作之中：这种工作应完全处于你自己的把握之下，并且可以通过某些现实的方式不断完善。你可以沉湎于自身和他人，努力达到完善；你也可以将某件作品的那种不完善加以对象化，然后在其上释放自己的创造力量。在这种意义上，某种客观的创造性是人对于生之难题的**答案。他以此满足自然的要求，自然要求他像一只冲进世界的生气勃勃的动物一样，客观地生活和行动；然而他也满足了自己独特的人之天性，因为他冲进了自己的符号语言之中，并非仅仅获得了生理意义的经验，并非仅仅只能反映世界。他攫取世界，从中得出了完整的难题，然后给这难题一个适当的人之解答。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这是人所能达到的较高境界。从这种观点看来，艺术家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才能的问题。这就象一位文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斯特林堡斯特林堡(A.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最伟大的戏剧家，开创了现代瑞典文学，并对欧美戏剧艺术有深刻影响，死于精神病－－之间的区别，前者以退缩了事，后者成为文化英雄－－然而，两者都以相似方式经验世界，只是反应的质量和力量有所不同。

重新认识神经症(6)

　　如果神经症患者在他所接受的世界面前感到脆弱，他就会通过批判自己来找出路。他不能承受其自身或其个性所造成的孤独。另一方面，他仍然需要成为英雄，仍然需要以自己独特素质为基础去争取不朽，即是说仍然必须以某些方式让自己得到光荣。然而，他只能在幻想中使自己得到光荣，因为他不能完成创造性的工作，这工作通过其客观的完美为他正名。他陷入了一个可恶的循环，因为他经验了非现实的幻想的自我赞美。除了来自他人他物的正名，人的确不可能有其他正名－－至少不可能有长期有效的正名。人显然不能在自身内部符号幻想中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正是这一点使神经症患者感到更无价值和更加自卑。可以说，尚未发现自身内在禀赋的青少年就处于这种情境。另一方面，艺术家之所以克服了自卑，争取到自的光荣，是因为他禀有如此这般的才能。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神经症、青少年、正常人、艺术家，都属于同一问题的范围。在他们之间只有程度的区别，或者用殊的习语说，只有才能的区别。才能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是机遇和劳动的结果，这一概念使得兰克关于神经症的观点具有现实的生命力。艺术家们既是神经症的，又是创造性的。最伟大的艺术家可能出现损伤性神经症症状，也能通过自己神经症的要求和需要使周围的人受到挫伤。卡莱尔对他妻子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无疑，创造性工作本身是在强迫症中完成的，但这种强迫症与纯粹的临床偏执症常常可以区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谓的创造禀赋仅仅是社会许可的执迷。我们所谓的“文化常规”也是一种类似的许可：例如无产者要求忘我的工作，使自己不致于发狂。我常常感到奇怪，在饭店厨房那些地狱般的炉灶后面，在同时侍候一打饭桌的马不停蹄的周旋中，在旅游高峰季节旅游代理办公室的纷乱中，在夏日炎炎的街道上整天操纵压缩空气机的非人境况中，人们怎么能承受那些真正是魔鬼般的工作？答案是如此简单，简单得使我们迷惑：那些活动中的疯狂，正是人之处境疯狂。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对的”，因为除此而外我们就只有自然的绝望。那些工作中日日所见的疯狂是针对精神病院中的疯狂而作的再免疫。请看看人们休假结束，回到强迫性工作中时那种兴奋和热切的劲儿。他们愉悦欢快地投入工作，因为工作消除了某些更为不详的事情。人不得不通过现实保护自己。这一切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另一个巨大的难题，即如果一个乌托邦社会应该向人提供某种现实而使人免于疯狂的话，那么，对现实的执迷的反抗，其本质又是什么呢？幻想的难题我们讨论了作为人的性格难题的神经症，我们看到，有两种研究神经症的方式，那就是把它看作对世界的过分的狭窄化或过分的开放。一些人过于狭隘地生存于自己的世界中，另一些人过于放任地飘离了自己的世界。兰克从超感觉的、开放性的神经症患者中划出一种特殊的类型。就精神分裂症的范围而言，他或许正确。但是关于人格类型，任何生硬和草率的态度都极为危险；即使作了**的部分化，
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格混合和结合。总而言之，导致我们过分狭隘化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必须在某种意识水平上感觉到，生活是一个太大和太有威胁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说，普通人“刚好是在关于生活的问题上”变狭隘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这些普通人是谁？这样的普通人自己可以避开精神病学提临床治疗，然而某个旁人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想起充斥各处博物馆的那些罗马胸像：要以它们那种双唇紧闭的方式，作为一个普通的好公民而生活，必然先就为自己创造了某种日常生活的地狱。我们所指的，当然不仅是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亲友身上琐碎和小型的虐待狂现象。即便是普通人，也生活于一种昏昏然的焦虑之中，这是因为他们树起了一座高大的压抑之墙来掩藏生死的难题。他们的肛门性或许能提供某种保护，但纵观历史，正是这些“普通的、一般的人们”象蝗虫一样把粪便排在世界上，以便忘却他们自己。如果我们不仅把常态和神经症的融合问题视为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也从另一个普通方面来审视它，即把它作为一个现实和幻想的问题，那么，这种常态和神经症的融合或许会变得更为清楚。兰克在这里又一次作出了成功而深刻的观察。就我们迄今谈到的每一件事情而言，兰克审视神经症的方式都易于把握。我们已经看到，所谓人的性格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现实本性的谎言。自因投射是这样一虚饰：人并不脆弱，因为他受到了他人和文化力量的保护；人在自然中是重要的，而且可以给世界做点什么。然而，在自因投射的背后，却悄悄响着或然性真理的声音：在我们称为进化的血和肉的邪恶戏剧中，与毫无意义的幕间休息相比，人的生命或许更无意义；而造物主对人之命运或个体之自我永生的关心，也许不比他对恐龙或有袋类动物的关心更多。这低语也从《圣经·传道书》中不和谐地悄悄滑出一切都是虚无，是虚无的虚无。对于文化生活的谎言，对于其他人如此没头没脑和满怀信任地陷于其中的自因投射幻想，某些人显得更敏感一些。神经症患者免不
了在文化幻想和自然现实之间保持平衡的麻烦，关于他自己和世界之可能的可怕真理，渐渐侵入了他的意识。普通人至少能确信文化游戏是真理，是不可动摇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理。他可以在占主导地位的不朽观念体系中，在相应的发展过程中，挣得自己的不朽。这全都非常简单而且一清二楚。但是现在，神经症患者：〔他〕觉得自己不真实，而现实则不可承受，因为在他身上，幻想的机制被自我意识所破解和摧毁了。他不再自己欺骗自己，甚而从理想人格的幻想中醒来。他觉得自己糟糕、有罪、自卑，象一个孤弱的被造物。这就是关于人类的真理，一如俄狄浦斯在失败中发现了自己的英雄的命运。此外一切都是幻想、欺骗，但这是必需的欺骗，它使人能承受自我并因而能承受生活。

重新认识神经症(7)

　　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把自己同他人孤立起来，不能像他人一样自由地参与对世界的部分化，因而不能象他人一样依靠关于人之处境的谎言而生活。他让自己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自然疗法”，脱离了其中积极的、自我忘却的参与；因而他人所共有的幻想对他来说虚幻不真，他对此无能为力。他也不能象艺术家一样创造新的幻想。

　　正如尼恩（A.Nin）生动地表述说：“只要当幻想的毒害性暴露出来，生活的荒诞的一面就会显现。”不是有人以喝酒来阻止现实的绝望－－因为他们感觉到这是真的绝望吗？人必然永远要想象和相信“第二”现实，想象和相信一个比自然的赋予较好一点的世界。在这种意义上，神经症症状是一种关于真理的信息，那就是说：一个人不脆弱是一个幻想，而这幻想是一个谎言。让我们引用兰克的另一段文字，在这里，他对幻想和现实的难题作了有力的概括：有了真理，人就活不下去；要活下去，人需要幻想。不仅需要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和爱情所能提供的较为外在的幻想，而且需要首先制约着它们的内在的幻想〔换句话说，需要关于自身积极力量的完全感、能与他人权力相对抗的安全感〕。人越是把现实当作真理，把
表象当作本质，当作比实际上更深刻的、安排得较好的东西，人就会越幸福……这一永远有效的自我欺骗、伪饰和蠢行，并非属于精神病理学的机制……兰克把这一点称为是对神经症的矛盾的然而却是深刻的洞察，他用我们作为本章题辞的文字作了概括。事实上，这一洞察甚至具有更丰富的意义：它**动摇了我们关于正常和健全之抽象的根基，使之完全成为一个相对的价值问题。神经症患者之所以退出了生活，是因为他正苦于保持对生活的幻想。这反过来证明了，只要有幻想，生活就可能。

　　因而，关于精神健全的科学所面临的问题，必然成为一个**新颖和革命性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反映了人之处境的本质。这个问题就是：人是生活在何种层次的幻想中呢？在本章结束时我们将看到这一问题所引出的结果，但眼下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谈论幻想之需要并非冷嘲热讽。的确，在文化的自因投射中有着大量的错误和自我欺骗，然而这一投射有必要存在。人需要一个“第二世界”，一个具有人创造的意义的世界，一个他能生活于其中、能使之戏剧化、能从中汲取营养的新的现实。“幻想”意味着较高级的创造游戏。文化幻想是自我证明之必要的观念体系，是一个英雄主义的世界。对于符号动物来说，它就是生命本身。失去了安全的、英雄主义的文化幻想就意味着死亡－－这就是原始人的“非文化”所意味的东西，以及“非文化”所能起的作用。它使他们走向死亡，或诱惑他们走向动物水平的旷日持久的争斗和乱交。生活变得只有在酒醉不醒中才有可能。许多古老的美洲印第安人，只是当渥太华和华盛顿的“大酋长们”控制了他们并且阻止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和仇杀后，才得到了拯救。这种得救来自无时不在的死亡焦虑，这种焦虑如果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的所爱者。然而，怀着沉重的心他们也知道，对他们之传统英雄系统的这种吞蚀，同时也几乎是要他们的命。